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明確提出“建設金融強國”,同時提出做好包括數字金融在內的五篇大文章。我國數字金融行業起步早、規模大,未來如何充分發揮既有優勢加快數字金融強國建設?如何進一步鼓勵、支持國內數字金融“走出去”,增強中國在全球數字金融發展中的競爭力和影響力?
1月12日,由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中國金融四十人研究院、北大數字金融研究中心主辦,新金融聯盟聯合主辦的CF40南沙金融沙龍第11期——《建設數字金融強國》課題報告發布會在廣州南沙舉行。在主題交流環節,匯付天下總裁周曄,阿里云智能集團副總裁、新金融行業總經理張翅,螞蟻集團國際事業群中國跨境業務管理部總經理王佐罡,騰訊金融云副總裁王豐輝先后發言,圍繞上述話題分享觀點。
“現在到了讓中國數字金融繼續保持國際領先優勢的關鍵時刻。”周曄表示,當前數字金融國際發展突飛猛進,例如新加坡等東南亞國家充分利用中國數字金融出海,發展建設國際金融科技中心;美國數字金融的深度和廣度也已在過去三年發生根本性變化,與2019年之前的形勢大不相同。
對此,周曄提出兩方面發展建議。第一,我國應增強數字金融深度和厚度,將數字金融嵌入產業流程。
我國現有優勢在于to C,例如大平臺、支付結算、小額貸款等,但在數字化、全球化、智能化浪潮的沖擊下,金融科技還需進一步為產業服務。隨著各行各業的產業發展,金融需要嵌入所有流程,實現“嵌入式金融”。
周曄表示,以技術的眼光來看,無論是支付、貸款還是保險,金融歸根結底就是兩件事,一個是服務,一個是數據:一方面,所有金融功能的本質都是服務調用;另一方面,企業也好、個人也好,其關于金融所有的狀態以及歷史情況都集合在賬戶里。由此,金融機構,無論是銀行、保險、證券還是支付寶、微信,都應圍繞服務和數據大力發展嵌入式金融。
周曄提出,全球化對我國數字金融發展構成沖擊,當前我國數字金融機構在為跨境企業、跨境電商提供全球服務方面尚顯無力,完整服務基本還被境外企業掌握。由此來看,尤其需要重視嵌入式金融在服務跨境企業方面的應用。
第二,為數字金融的創新和發展進一步優化基礎設施與制度設計。“如果在一個嵌入式金融里,未來服務形式都是API調用,那么API調用規則和數據規則是什么?如果說銀行以及錢包里的數據都需要向各個場景、各個行業開放,那么開放規則是什么?在支付行業,錢包收單轉接各方的規則是什么?如何實現互聯互通?”周曄認為,對于這些市場規則和制度的搭建與完善需要做出更大努力。
張翅結合業務經歷表示,東南亞是中國金融出海最主要的市場之一,其在經歷了早期的無序競爭、監管出清后,目前已經進入相對穩定的狀態。相關數據顯示,東南亞的互聯網經濟仍在快速增長,與此同時,還有超過75%的消費者缺乏充分的金融服務。
張翅表示,中國金融云廠商和服務商已經具備了較強的國際市場競爭力,注重在東南亞、歐洲、中東等熱點區域進行金融公共云布局,以IaaS和PaaS資源為依托進行業務拓展;ISV金融云服務商發揮自身SaaS層金融優勢,嘗試在軟件開發、協助上云等領域進行海外突破。
整體而言,“中國金融云出海市場潛力巨大,堅持技術創新,是國內數字金融‘走出去’、增強中國在全球數字金融發展影響力的重要依靠。”
他認為,做好數字金融這篇大文章,除了充分發揮既有優勢,還要抓住AI和云計算的技術趨勢,加快業務創新。“大模型時代已經開啟,AI將是金融行業創新的核心驅動力。”
與此同時,要緊緊圍繞提質增效和防控風險的目標,完善數字基礎設施。例如,構建安全、合規、統一的數據要素平臺;借助云計算平臺,完善大數據傳輸通道,增進服務的普惠性。注重提升數字化監管能力,強化系統性風險監測,建立健全數字金融風險監測與評估機制,實現風險早發現、早識別、早預警、早暴露、早處置。
此外,要積極參與全球數字規則制定,就人工智能發展原則、數字倫理、數字貿易與數字關稅規則等問題與世界各國開展深度合作,推動數字金融高質量發展,助力金融強國建設。
聚焦如何推動金融行業雙向開放,王佐罡提出三方面思考。
一是開放的思想可以在實踐中轉化為更多的價值。
例如,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擴大雙向開放,其中負面清單的工作思路非常關鍵。同時期推行的行政審批改革,將需要政府批準的事項清晰列出,并按照《行政許可法》規定的程序辦事。與此同時,國家建立了部門規章立法審查機制,以保障部門規章立法可以發揮出預想效果。
這些開放思想指導下的機制體制方面的重要舉措,大幅提升了國內外對中國發展市場經濟的信心,產生了極其深遠的積極影響。在近期,同樣有很多案例很好地詮釋了開放思想的積極作用。
二是高質量的雙向開放需要我國以更加開放的思想參與國際治理。
數字技術讓跨國經濟交流活動更加順暢,信息傳遞和價值轉移更加高效,相應的國際治理規則也在持續更新之中,例如在跨境電商、數據流動、信息獲得等方面。對此,我國需要及時做出反應,調適自身行動,給予積極反饋,以保持我們在數字經濟環境中的競爭力。
三是對于實現高質量雙向開放,信任非常寶貴。一方面,我國機構走出去,要踐行ESG理念實行良好的公司治理,堅持商業原則和誠實信用,才能獲得當地市場的信任;另一方面,境外機構走進來,也要對我國市場環境和治理有基本的信任,才可能堅持長期主義。
王豐輝認為,數字金融是金融、產業、技術、監管、政策的綜合體,數字金融出海的復雜度可能超出想象。出海需要與其它國家的互認、互通、互信,與如何講好中國故事也緊密相關。
在他看來,對數字金融出海首先需要有正確認識。
一方面,數字金融“走出去”,需要區分目標和結果。我國數字金融出海的目標是希望為海外企業創造價值,幫助其降本增效以及在效率和風險之間找到平衡,影響力的提升應該是自然而然的結果。
另一方面,正如金融不是獨立存在的,數字金融“走出去”也無法單獨存在,而是與實體經濟中的跨境電商、跨境產業鏈、跨境供應鏈等聯系在一起的,企業在前、金融在后,金融應該融入和支持企業。
對于金融科技企業的“走出去”,王豐輝建議,第一,要正確理解我國的數字金融優勢。我國的優勢不是技術的優勢,也不是金融的優勢,而是綜合的優勢,有其復雜性和特殊性。這不是單個金融科技企業在出海過程中能簡單復制的,對于企業自身出海而言,如何講好中國故事是一個挑戰。
第二,解決企業出海后的水土不服問題。我國加入WTO后,外資銀行大舉進駐,經過20年發展,國內機構沒有感覺到所謂的“狼來了”。對于我國數字金融企業出海,外資銀行的這一案例是非常好的教材,其發展經歷都可以成為經驗或教訓。
本地化是其中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不僅涉及高層、中層團隊的本地化,還包括對本地化的風險認知。例如,許多金融產品都是由總行進行設計,但到了分行尤其是跨境分行則難以落地,原因在于外資銀行對于國內資產的風險認知往往與本土銀行不同,這涉及本地化經營的深入變革。
第三,數字金融出海還需多元化的跨境服務生態。目前對于金融出海的訴求多是跨境支付,但出海電商需要更完善的跨境生態,要幫助它們連接各類跨境伙伴,涵蓋培訓、財稅、廣告、選品、金融、ERP、物流、海外倉等各項解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