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老人在直播間里被主播洗腦,是因為“單純”的他們一上來就迎面遇到了互聯網世界的“高階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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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信海光(媒體人) 編輯/遲道華 校對/李立軍
網絡直播節目越來越深入普通人生活,一些新的煩惱也隨之而來。比如,不少老人被“困”在直播間,就引發了擔憂。
據《法治日報》報道,上海受訪者張劍的父親退休后便迷上了直播,在女主播的教學下,平時跟人打字聊天都費勁的父親竟完全掌握了直播打賞的方法。在女主播的“甜言蜜語”下,一年內,父親竟心甘情愿地刷光了50萬元的養老錢。
據張劍反映,像這樣沉迷直播和打賞主播的老人不在少數,為了維權,他們甚至建立起了一個“受害家屬群組”。群里不僅有老人花光存款瘋狂網購、打賞,還有老人為此借了網貸。
如何“解救”困在直播間的老人,已成為一個被廣泛討論的話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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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遭遇數字鴻溝
老年人在直播間遭遇的困境,核心在于兩個事實。
其一,目前網絡直播打賞、直播帶貨作為一種商業模式,其存在是合規合法的。它本身并無原罪,同時又有大批普通人依賴其生存與就業,對于社會而言,它可以提供內容服務、商業服務和情緒價值,產業上下游與社會經濟緊密關聯,不可能一禁了之。
其二,根據民法典的規定,一般情況下,老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可以獨立實施民事法律行為,包括實施打賞行為、購物行為,如直播過程中并不存在違反公序良俗的行為,其打賞和消費都是有效的,主播和平臺也沒有協助退回打賞的義務。
一邊是確實有大量老人作為弱勢群體被“困”在直播間,一邊又看起來救助無途,這實際上反映出人類進入網絡社會后所遭遇的一個新問題。本來已經是弱勢群體的老人,正在網絡時代變得更為弱勢,但全社會針對老年群體的相關保護卻沒有跟上。
事實上,老人在直播間里所遭遇的困境,只不過是其中之一而已。比如,當移動支付、線上點單、掃碼乘車等數字化科技與人們的日常生活逐漸深度融合,互聯網變得和衣食住行息息相關,人們享受數字時代方便快捷的一切時,老年群體的集體脫節也成為一種事實。
就算在老人平均素質較高的一線城市,去各個銀行窗口看看也會發現排長隊的都是老年人。他們都在為不會使用網上銀行付出更多的時間成本。類似的坐公交地鐵、去醫院看病等日常行為中,老人都可能因遭遇數字門檻而茫然無措,尤其是那些來自小地方或農村的老人。
與上述情況相比,在手機上、在直播里與網絡世界接軌反而成了老年人跨越數字鴻溝的捷徑。沒錯,他們從此進入了一個新的世界,但開啟的卻是驚心動魄的冒險之旅。
在現實中,子女都沒什么耐心教老人上網,但主播卻會親切的指點。就像張劍所說,“以前父親對這樣的刷禮物之類的操作并不熟悉,他告訴我,是主播教會他怎么充值、怎么刷禮物。我父親對這位主播可以說是言聽計從。”
這就形成一種矛盾的現狀,大家都知道在數字時代不能讓老人掉隊,應該支持老人接觸互聯網、利用互聯網,但同時,很多子女又因為擔心老人在網上上當受騙而不支持老人上網、抗拒教老人上網。
事實上,當今世界互聯網已經無孔不入,通過把老人屏蔽在互聯網之外進行保護是一種不現實的想法,最終反而是把指導上網的權力交給了主播或者其他陌生人,帶來了更多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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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間脫困的根本之道
歸根結底,無論是老人不會上網,還是上網受騙,最終都是絆倒在“數字鴻溝”上。
從這個角度講,要“解救”困在直播間的老人,首先還是應該從幫助老人接軌數字時代著手,從教老人使用智能手機,解決出行難、就醫難開始,逐漸引領老人接觸更廣闊的網絡世界。當老人的視界變得開闊,就相對難于被困在直播間里。
很多老人在直播間里被主播洗腦,并不是因為他們老糊涂,而是因為“單純”的他們一上來就迎面遇到了互聯網世界的“高階套路”。因此,幫助老人在網絡世界里逐步成熟是根本的解決之道。
這是親屬的責任,更是社會的責任,社會有必要準備相關的內容或者類似的課程針對老年群體主動傳播。
比如,早在2020年12月,四川成都市一家老年大學就曾開設公益講堂,為老年群體普及智能手機基礎知識和使用技巧,講師手把手教老人如何使用軟件在網上購物。
這類課堂可以更廣泛的在各地開展,尤其是相關的網絡平臺、直播平臺理應承擔更多教育義務,包括利用AI和算法向老年群體定向推算相關內容。當上網老人整體成熟起來,大部分問題也就迎刃而解。
另外,主播接受老人打賞雖不違法,但出于保護弱勢群體的目的,直播平臺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比如通過技術對直播間進行監測,如果某個直播間接受老人打賞比例畸高,則予以重點監控,其中一旦發現違規誘導環節則予以重罰。長此以往,那些專門吃老年人打賞這口飯的主播勢必難以生存。
最后,保護加入“網絡沖浪”的老人,子女親屬是第一道防線。部分老人沉迷網絡、迷戀主播,很大原因是出于擺脫老年生活的孤獨、寂寞、迷茫等負面情緒,如果子女親屬能夠日常多陪伴、多紓解、多溝通,相信必然會大大有利于老年人從網上“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