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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金融是通過互聯網及信息技術手段與傳統金融服務業態相結合的新一代金融服務，包括互聯網支付、移動支付等各類支付形態。在金融“五篇大文章”中，數字金融更偏金融服務業生產力的提升，是新質生產力在金融行業的具體表現，也是搭好另外四篇大文章的重要幫手。

數字金融與互聯網金融是有交叉的，互聯網金融更多是金融服務的在線化、互聯網化，是整個金融（科技）發展的在線化階段；數字金融內容更豐富，形態更先進。數字金融與科技金融的區別更為明顯，科技金融更多是服務，即用金融來服務科技創新、服務科技產業，其作為金融“五篇大文章”之首，主要是因為金融要更好地服務國家的科技自立自強是新時期的要求，科技金融就是金融重點服務科技創新和科創型企業的產業化、市場化發展，所以它和數字金融也是有交叉的，但內容表現形式不一樣。

數字金融應用場景很多，比如養老金融需要數字金融的一些方式方法和能力來支持，適老性的金融表現形態也需要數字手段的支持來完成。普惠金融更是如此，如對小微企業、對偏遠地區、對一些中老年弱勢群體等的基本金融服務，都需要數字金融的支持。

數字經濟蓬勃興起為金融創新構筑廣闊舞臺，數字技術快速演進為金融數字化轉型注入活力，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所以，數字金融應用場景涵蓋方方面面，可以構建多種“數字金融+非金融”服務場景。如供應鏈金融就是生產性服務業（供應鏈管理）與金融服務交叉的一個體現，而供應鏈金融數字金融顯然需要用數字金融技術來支撐才能很好完成。

數字化轉型或是中國金融業、中國銀行業最大的發展機會之一，也是最大的挑戰之一。數字化轉型為一些中小銀行以及新型銀行提供實現彎道超車的機遇。如微眾銀行、網商銀行等都是新型銀行的優秀代表，也是數字金融先行者和領跑者，實現跨越式發展。因此，數字化轉型與銀行規模之間沒有特別關系，而與機制、文化有更強關聯。一些金融機構轉型做得比較好，與當地創新創業文化、創新機制和氛圍有很大關系。中國銀行業在轉型過程中，可以更多地借鑒深圳、杭州的實踐經驗，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

與其他任何一種技術革新一樣，數字技術對社會的影響是深遠的和不對稱的。老年人口、農村人口等人群數字技能較弱，由于他們的現實需求在傳統金融服務方式中沒有得到有效滿足，因此在這些地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數字金融是一場燎原之火，在數字弱勢群體基本金融需求沒能得到滿足時，拿出一個創新性解決方案，點燃了普惠金融的希望，也點燃了互聯網金融的火爆。

在發展中國家，普惠金融發展潛力更大；而在發達國家，像英國、美國的傳統金融機構相對覆蓋面比較廣，相對競爭力較大。因此，普惠金融在廣大發展中國家有著更廣泛、更具潛力的發展機遇。

數字普惠金融未來的趨勢或許是“農村包圍城市”。在全球范圍內，發展中國家就是一個數字普惠金融的“農村”，他們需求很廣泛，但不一定有數字技術和數字金融的基礎設施。那些人口眾多、金融欠發達的國家（如印度、印尼、尼日利亞等）往往最適合模仿中國的數字金融模式。中美數字金融發展的兩條道路，相當于一條道路（美國）是城市道路，而另外一條道路（中國）是農村道路，未來的趨勢或許是“農村包圍城市”。

在數字金融時代，監管手段、監管理念、監管方法與傳統金融形態監管完全不一樣，對數字金融使用風險的把控、表現形式也不一樣，監管在理念上、技術手段上需同步跟進。從目前監管體系來看，中央層面到各省層面都放在中央金融工委這樣一個大的框架中，金融活動監管分工明確。監管不是要讓金融機構、金融活動變成一潭死水，而是為了求得安全發展與創新之間的平衡。

在金融數字化轉型過程中，金融科技在金融行業正發生一場深刻革命，目前來看，英國金融行為監管局率先提出的“監管沙盒”理念比較得到市場認可，即監管沙盒作為一個受監督的安全測試區，通過設立限制性條件和制定風險管理措施，允許企業在真實市場環境中，以真實個人用戶與企業用戶為對象測試創新產品、服務和商業模式，有助于減少創新理念進入市場的時間與潛在成本，并降低監管不確定性。

此外，監管的技術性手段——大數據技術、人工智能等技術越來越為合規科技、監管科技所應用。例如，北京前沿金融監管科技研究院致力于開展適合我國國情的監管科技前沿創新理論研究，以金融科技、監管科技為主題，搭建一個監管者與創新者溝通對話的平臺，實現金融、監管、科技之間“多贏”格局，發揮協同效應，推動科技賦能金融與監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