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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游戲研究社
達爾文的演化論之所以經常遭受一些質疑，是因為在部分反對者們看來，一種生物兩次相鄰的進化階段之間，“理應”存在某種過渡物種，但生物考古學者卻鮮能找到類似生物的化石。
而在通訊科技發展史中，就不存在這樣的“漏洞”。在語音通訊技術從有線進化到無線的過程中，尋呼機填補了上述“缺失的一環”，在30年前風靡全國的時候，它也被稱為BP機、CALL機、呼機。
傳呼機的體積，最大不超過一個煙盒。它們通過響鈴和震動，提示主人此刻正在被世界某個角落的人所需要，還能通過屏幕呈現數字符號和文字簡訊。
傳呼機的使用方法大同小異：要聯系某人，先撥打其傳呼機所在的服務臺，然后通過人工服務發出信號，或者在電話機鍵盤上手動輸入對應的呼機號。對方在收到呼叫之后，可以通過顯示屏查找到剛才呼叫自己的電話號碼，然后找座機回撥給對方。
這種宛如“回合制”的聯系方式，正是從固定電話到手機演變階段的主旋律。
但幾乎沒人會將BP機評價為一個“偉大的發明”，正相反，如今的中文互聯網環境中，BP機早已經化作了一個梗，用于表達“抱殘守缺”“誤石為寶”等等語境，就連不少親歷者，也將其當作一個在短暫輝煌后，被迅速掃入歷史垃圾堆的笑話。
然而，互聯網的普及，是21世紀之后的事情，它所記載的這些關于尋呼機的“事實”，乃至我們的記憶，真的沒有一點偏差嗎？
陳永仁：“靠 ，又是些破玩意，警察部這么有錢，能不能換點先進的？”?
黃Sir：“植入體內的要不要？”?
——《無間道》第一次天臺對話
尋呼機的誕生，的確是一個充滿“無間道”色彩的故事，它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紀初。
1908年，隨著采用標準化生產工藝的福特T型轎車的下線，底特律迅速成為了美國，乃至世界的汽車制造中心。大量人口的涌入，城市的無序擴張，也催生了犯罪活動的泛濫。
為了有效調配警力，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中期，底特律警署就通過某個不對公眾開放的中波試驗頻道，向全市分局播發行動指令。
然而，“高科技”對黑惡勢力的降維打擊并未發生。恰恰相反，全市的犯罪活動更加猖獗。很多團伙經常能夠在警察抵達前的一分鐘逃之夭夭，留下冒著熱氣的咖啡杯和寫滿挑釁話語的字條。
各中原因并不復雜：由于沒有任何的加密手段，犯罪分子只要對民用收音機稍加改造，就能監聽警方部署的一舉一動。警用電臺，就這樣淪為了各大黑幫團伙共用的臥底。
為此，底特律巡警肯尼斯 考克斯（Kenneth Cox）和電氣專業學生羅伯特 巴茨（Robert L. Batts）一道，打造了世界上首套警用單向通訊系統。位于東郊貝爾島上的發射臺，既可以通過公共頻道下達最新指令，也能通過私人頻道，聯系處于巡邏狀態的特定機動單位。接收機的體積也縮小了很多，可以擺放在警員家的臥室和警車的后座上。
為了避免通訊干擾和泄密，這套系統能夠通過一定長短組合的“beep”聲來表達特定指令。接受者通過定期更換的密碼本，就能知曉命令內容。比方說要通知處于休假狀態的警員立刻返回，局長大人無需一個個撥打電話，只需要發送連續十秒的一組蜂鳴音廣播即可。
然而，這種尋呼機的雛形，并沒有掀起太大風浪。除了無法個人攜帶以外，另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潛在的干擾問題，所以始終沒有得到聯邦通訊委員會的批準，未能在全美范圍內得到推廣。
“把你的辦公室帶上游艇甲板”
——第一臺消費型尋呼機——“貝爾小子”廣告語
整個二戰期間，電氣科技經歷了巨大的發展。1949年，美國無線通訊之父艾爾 格羅斯（Al Gross）為紐約猶太圣母醫院，設計了世界上第一套個人傳呼系統，它由總臺以及分發給醫生的手持機組成。?
在需要給特定人員發送指令時，接線員接通對應頻道，“大哥大”大小的終端機就會自動發出提示音。按住確認按鈕之后，還能收聽一段語音留言。
雖然這套系統的使用場景存在較大的局限性，技術上也沒有脫離“單向廣播”的范疇，但在易用性和人機工學設計上已經獲得了長足的進步，為尋呼機未來走向大眾消費市場，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50年代末期，貝爾和摩托羅拉兩家通訊巨頭，不約而同開始研發第一代民用型尋呼機。1963年1月，前者的“貝爾小子”（Bellboy，寓意酒店門童）尋呼機率先推向市場——它的工作原理，已經跟現代尋呼業務非常接近：每臺終端機都有唯一的地址碼，只有在接收到屬于自己的數字信號時，才會發出提示音。只是由于沒有顯示屏，想獲取呼叫人的信息，被呼叫方依然需要打總臺電話才能獲取。
1964年，摩托羅拉公司推出的Pageboy，在接收信息的可讀性上更進一步。它能夠通過不同的提示音，讓用戶根據貼在機殼背面的圖文說明，知曉具體的呼叫事項，比如是給公司，還是給家里回電話，從而進一步減少了打總臺電話這個“中間環節”的出現。
1975年的Pageboy二代，是一部“雙模”尋呼機，它集成了摩托羅拉引以為傲的對講機技術。用戶不但能夠在電子提示音之后，收聽經過模擬信號傳輸的簡短語音，而且還能按下正面的“PTT”（Press to Talk）按鈕，直接進行語音回復，儼然已經是一臺實現異步通話的“手機”。
在60、70年代，Pageboy不僅成為了傳呼機的象征和代表，摩托羅拉也壟斷了這一業務領域。然而，相關市場的熱度一直不高。這一階段的全球尋呼機用戶總量，從未突破320萬的規模，且用戶局限于醫療、軍警、商業、金融等專業性較強的領域。
即便在歐美發達國家，尋呼機真正意義上的普及，也要等到80年代中后期。
這一時期，新興行業蓬勃發展，全球化步伐開始加速。隨著生活節奏的加快，人們急需一種能夠隨時打破物理距離限制的社交手段。
另一方面，大規模集成電路，尤其是液晶技術的出現，使得尋呼機的便攜型和信息的可讀性進一步提高，成為了現代人連接彼此不可或缺的數字伴侶。
雖然由于眾所周知的歷史原因，我們錯過了尋呼機的早期發展，但隨著國門的打開，國人對先進通訊技術的消費需求得到徹底釋放，尋呼機在這片古老土地上并不算長的生命周期中，依然綻放出了無限的光彩。
“摩托再好，也要騾子拉”
——中國80后尋呼機用戶自創的土味廣告語
早在1983年，上海就出現了中國大陸地區第一家尋呼臺，為第五屆全運會服務，其用戶數量僅有50人，均為大會籌辦的核心工作人員。一年后，廣州市郵電局在150MHz頻段開通了我國第一個數字尋呼系統。
正如尋呼機在歐美市場早起的境遇，整個80年代，該項業務在大陸地區一直處于不溫不火的狀態。除了紀律部隊和高級公務員以外，很少人見過它們的樣子。
到了90年代初，“BP”聲卻又幾乎在一夜之間，響遍了大江南北和大街小巷。
隨著小平同志的南巡講話，中國市場經濟進入了蓬勃發展的新時代，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電訊逐漸成為了民眾日常生活的剛性需求。
當時的中國大地，雖然有線家庭電話和第一代“大哥大”已經存在了一段時間，但前者需要繳納相當于當地月收入十至二十倍不等的所謂初裝費，且還經常要面臨無限期的排隊；至于后者，天文數字般的售價和入網費，堪稱搶錢的雙向收費政策，以及“感人”的通話質量，都是其更適合扮演生意場上象征主人實力的權杖，以及最后的籌碼。
于是大家一琢磨——“尋呼機+電話亭”，才是當時性價比最高的準即時通訊解決方案。
所以弗洛姆說的沒錯——“人的一切行為都是由經濟行為決定”。傳呼機在中國一線城市遠超歐美的銷量和普及率，就是這樣產生的。
當時國內的通訊消費領域，除了摩托羅拉、飛利浦等等積極推廣對華業務的國際巨鱷以外，還有大量的水貨和洋垃圾涌入二級市場，后者進一步壓低了各家主力行貨機型的售價。
1991年，山東浪潮公司推出了尋呼機中文顯示解決方案——“傳呼通信用漢字信息表示及其編碼字符集”，從而首次實現了對國際品牌的逆向技術輸出，并且催生出了一大批大屏漢顯機型，也讓過去普遍售價在千元以上的數字單顯機一夜白菜價。
1993年5月，日后研發“手機中的戰斗機”的波導公司，推出了中國第一臺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中文尋呼機（上圖），憑借極高的性價比，當年的銷售額即突破百萬臺，讓歐美電訊巨頭第一次見證了中國力量，也因此在新品的定價策略上，始終不敢越雷池一步。
到了1998年，全國尋呼機用戶達到6546萬，是當之無愧的世界第一。為了爭奪這個龐大的市場，國際大牌們在產品形象和情感訴求的本土化方面，可謂是費盡心思。
以電視廣告為例，相對歐美同類型產品的功能性訴求，當時在國內電視銀幕上播放的尋呼機廣告，均不約而同地突出時尚、高端的氣質，輔以更能觸動國人的愛情、事業、家庭等等生活化情景，從而將尋呼機從一種單純的通訊工具，塑造成一種流行化的符號。
這些成功的營銷，甚至一度改變了國人日常的打扮。當時無論男女，均習慣性的將衣角系到褲子里面，好露出別在腰帶上的“火鳳凰”和“大漢顯”。
就連小學生，也流行下圖這種形似BP機的電子表，有事沒事就學著大人的樣子，從褲腰帶上摘下來瞅兩眼。
再看服務端，在整個90年代電信業務高度壟斷的背景下，尋呼業卻成為了一方世外桃源。地方國資，乃至民營企業都能自由進入這一領域。寬松的行業準入政策，以及用戶量的指數級增長，使得各家尋呼臺如同雨后春筍般出現。
為了爭奪用戶，在資費和服務質量上也陷入了長期內卷：由于中國電話用戶沒有使用Voice Mail的習慣，再加上93年之后漢顯機的普及，幾乎每條留言信息，都需要經過人工輸入，才能準確傳送給接收方。一個中型規模的尋呼臺，常常需要近兩千名接線員，才能以倒班方式勉強運轉。
另一方面，由于工作體面、專業性強、收入高，再加上甜美聲線所賦予的無限幻想度……尋呼小姐在當時的職業魅力，簡直同空姐不相上下。
除了通信業務以外，尋呼行業本身創造出的社會價值，同樣值得肯定。諸如《尋呼小姐讓輕生者重燃生活希望》《xx尋呼臺幫助失戀青年找回愛情》等充滿人文關懷的新聞，在當年也不時見諸報端。
在模擬網手機，尤其是2G手機出現后，為了生存，尋呼臺又增加了免費新聞、天氣信息推送，甚至開辦了實時股票信息業務。這些舉措，也進一步延長了尋呼機的生命。
一般認為，手機是BP機的終結者。但在對尋呼機有著特殊情結的中國大陸市場，后者的生命力遠遠比想象中要頑強。
1999年，僅剛剛成立不到五年的中國聯通一家，依然擁有高達4500萬的尋呼用戶，市場占比超過60%。由于當時移動網絡基礎設施建設的落后，能夠顯示文字信息的尋呼機，作為不能發短信的模擬網“大哥大”的補充，同后者依然并存了相當長的時間。
直到2002年元旦，中國大陸地區中止電信模擬信號，深耕大中華區長達十年的摩托羅拉隨即宣布停止銷售尋呼機，此后中國的尋呼用戶才出現斷崖式下跌。同年年底，國內呼機只剩2500萬用戶。
2007年3月，中國聯通宣布除了少數偏遠地區以外，全面終止尋呼業務。至此，一段輝煌的歷史，和一個劃時代的發明，終于落下了帷幕。
然而，作為一種告別市場的歷史科技產品，它的故事依然沒有結束。
“我已經把它（尋呼機）升級了，僅限緊急情況使用.”
?——驚奇隊長
如今的移動互聯網新生代，更多是從影視作品，來認知這一歷史發明。
不好意思放錯圖了——
比如在杰拉德?巴特勒主演的“陷落三部曲”中，尋呼機是國家權力中樞數次遭遇“斬首”，指揮、通訊系統崩潰之后傳遞關鍵信息的唯一依靠。
這一設定，絕非好萊塢編劇們的杜撰。
尋呼機使用的窄帶高頻點狀信號，具有穿透力強，傳播距離長的優勢。僅1kw的發射功率，足以覆蓋半徑40公里的范圍。且由于相關民用設備早已清網，因而具備天然的保密優勢。
都說藝術高于生活，源于生活，即便在移動互聯網跨入5G時代的今天，尋呼機依然在現實世界的某些特種行業和專業領域，綻放著頑強的生命力。
就像尋呼機在上世紀50年代剛剛誕生時的“主場”——在北美地區的醫院，如今的它們依然是不可或缺的信息工具。尤其是在急診搶救這一應用場景之下，它們的作用更是無可替代。
遇到緊急情況，上級只需要通過內部臺對某位，或者特定群體的醫護人員發送呼叫，然后掛斷電話就能投身和死神的賽跑中去，不將寶貴的時間浪費在占線、重撥和指令重復上。
就技術而言，尋呼機結構簡單，一節五號/七號電池就能維持半個月左右的待機時間。總臺發射的大功率單向信號，又不容易被醫院內各種復雜的電子設備所干擾，還能輕易突破輻射屏蔽墻，做到信號傳遞的不留死角。
尤其是在國內目前的醫患關系之下，大夫低頭查看尋呼機上的重要信息，再有想象力的醫鬧分子，也不會因此投訴有人上班玩手機……
尋呼機完全不依賴WIFI、蜂窩數據基站等等覆蓋范圍嚴重受限的信號源，完全獨立工作的特性，同智能手機進行了嚴格的物理分割。
相對電話鈴聲、短信、社交軟件信息推送提示音等等因為過于頻繁，而容易造成延誤的人機交互方式，尋呼機專機專用，隨時處于待命狀態。
“字越少，事越大”的本質屬性，又使得接收者能夠將其放在最高優先級，從而時刻保持對指令的完全響應狀態。在災害應對、鐵路維護、核電維護等等事關人民群眾生命財產，乃至國家安全的重要領域，尋呼機永遠都是應急響應的定海神針。?
所以在朋友聚會席間，當你聽到久違的連續“BP”聲音，看到臉色突然大變的某人，從腰間摘下這件久違的“電子文物”，深情凝重的閱讀，然后轉身離去，深藏功與名……不要懷疑，他一定肩負著英雄般的使命，奔向危機的最前沿！
“要不咱們四個就囤BB機，囤五年，絕壁發財！”
?——《乘風破浪》臺詞
在中文互聯網語境中，尋呼機與其說是一個梗，不如說是一個笑料。?
這件曾經售價高昂，功能單一的電子產品，從青年人趨之若鶩的時尚生活入場卷，到歷史塵埃中的碎片，在中華大地上只用了不到十年時間。?
即便是屬于尋呼機的這段黃金時期的親歷者，如今重拾這段記憶，多多少少產生一些不堪回首的羞恥感。畢竟如今的自己，再也不會把剛買的通訊設備，作為賦予自己某種光環的工具。甚至懷疑起當初的自己，為什么會要用數倍于月收入的錢，去買這樣一件使用方式宛如“脫褲子放屁”的囧物，也因此成為了無數圍繞其的互聯網笑話的主角。
然而，沒有一件科技發明，可以肯定自己一定能夠擺脫類似的命運軌跡。
尋呼機的存在，成為了通信傳播從有線到無線方式，從模擬到數字時代過渡的關鍵齒輪。
它的到來，讓國人第一次認識到到無線通信的美好，在培養使用習慣的時候，也對美好的未來生活展開了無盡暢想。
也正因為如此，圍繞尋呼機的那些參雜著虛榮與窘迫的酸甜苦辣記憶，才彌足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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